雖然城市公用事業不能改變其自然壟斷的性質，但通過經營層面的改革，政府和社會公眾可以獲得更多的好處。
中國的城市公用事業改革正面對岔路口。
“‘政府是投資主體，但可以不是經營主體’，這是關于城市公用事業改革一個整體的觀點，不可割裂來看。”10月17日， 特許經營 專家，建設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徐宗威對本報記者說。
徐宗威的這番表態，源自人們對中國城市公用事業改革路徑討論的升溫。而在徐宗威看來，在公用事業產權國有的情況下，把經營權通過競爭的形式交給社會經營者，這才是“問題的關鍵”。
“賣光式改革”問題之爭
從2002年起，以提高效率更好為公眾提供公共服務為目標，以引入市場機制為主要內容，中國的城市公用事業改革全面啟動。與之相伴，各地城市公用事業產權多元化改革風潮迭起。
而今，當人們反思這場正在進行中的改革時忽然發現，這似乎更像是一場“賣光式運動”：城市公用事業的產權正迅速易主。
改革是否等同于產權轉讓？徐宗威提出，城市公用事業改革要力避將其等同“產權轉讓”的傾向，并認為，“政府應當是城市公用事業的投資主體，但可以不是經營主體”。
“一般來講，具有公用性的東西產權如果歸個人私有，是會存在一些問題的?！敝袊嗣翊髮W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壽龍對本報記者說。
他打了個比方：“如果把道路轉變為個人所有，假定他要利用財產權的絕對性，不讓你走，你就沒有辦法；反過來講，如果一個人擁有一條道路，必須要開放讓別人走，那么擁有這條道路又有什么意思呢？”
有學者認為，公共事業“賣光式改革”所陷入的最大誤區就在于，這將導致從傳統行政保護下的國企壟斷走向另一種形式的壟斷———市場壟斷。
這種觀點認為，民營企業在“專營承包”等形式下，實際上獲得了該公共服務領域的完全支配權，因此搖身一變，成為享受壟斷紅利的專斷者，復制了以往國企的老毛病(效率低下、動輒漲價、挾壟斷以令民眾)，甚至更變本加厲，出于自利目的阻撓公共服務領域的深化改革。
“放開經營權是關鍵”
然而，反對的聲音同樣存在。一種比較強烈的擔心是，這是否意味著“要把放出去的權力收回來，再坐享壟斷之利”？
有觀點指出，我國公用事業領域所面臨的問題已經十分嚴重。一方面是公用事業單位浪費嚴重，成本居高不下，自身通過挖潛提高收入的動力不足，使政府不堪重負。另一方面，公共事業單位通過各種方式提高工資、獎金和福利待遇，由此導致成本提高，經營難以為繼，不斷通過漲價向公眾轉嫁成本。
“由于公用事業領域基本上處于壟斷狀態，相關企業沒有競爭壓力，他們給公眾提供的公共服務價高質劣，導致公眾越來越難以忍受，改革已經到了非進行不可的地步?！庇袑W者指出。
而在徐宗威看來，在公用事業產權國有的情況下，把經營權通過競爭的形式交給社會經營者，這才是“問題的關鍵”。他解釋說，這里的“社會經營者”，可以是專業公司、經營公司、民營企業，也可以是國企、中外合作企業，甚至是個人。
徐宗威指出，城市公用事業的自然壟斷性，并不是因為政府投資造成的，也不會應為私人投資，城市公用事業的壟斷性就會消失，城市公用事業的這一基本屬性不會因為產權的變化而發生改變。
他認為，城市公用事業的投資主體自然應該是政府，而這并不排斥社會資本的進入和參與。“只是社會資本的投入不擁有產權，而是通過政府與投資者商定的合理回報，逐步收回投資和利潤，來保證其應得的投資利益。”
在他看來，雖然城市公用事業不能改變其自然壟斷的性質，但通過經營層面的改革，政府和社會公眾可以獲得更多的好處。
一方面是擴大了選擇經營者的空間，可以選擇更優秀的經營者；另一方面，是實現了在經營層面上靈活高效的企業運作機制的建立，調動企業員工積極性，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來切實提高公用事業產品數量和服務質量。
與此同時，還可以更好地實現公用事業在時段上、工段上和區域上的經營競爭。
徐宗威認為，推進經營層面的改革，可以把現在30年或50年的轉讓經營期限大大縮短到5年或10年，這樣更有利于形成競爭的局面。而公用事業項目在不同區域和不同工作層面、不同工作階段都可以通過經營權轉讓和競爭，來提高效率和服務質量。
中國的城市公用事業改革正面對岔路口。
“‘政府是投資主體，但可以不是經營主體’，這是關于城市公用事業改革一個整體的觀點，不可割裂來看。”10月17日， 特許經營 專家，建設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徐宗威對本報記者說。
徐宗威的這番表態，源自人們對中國城市公用事業改革路徑討論的升溫。而在徐宗威看來，在公用事業產權國有的情況下，把經營權通過競爭的形式交給社會經營者，這才是“問題的關鍵”。
“賣光式改革”問題之爭
從2002年起，以提高效率更好為公眾提供公共服務為目標，以引入市場機制為主要內容，中國的城市公用事業改革全面啟動。與之相伴，各地城市公用事業產權多元化改革風潮迭起。
而今，當人們反思這場正在進行中的改革時忽然發現，這似乎更像是一場“賣光式運動”：城市公用事業的產權正迅速易主。
改革是否等同于產權轉讓？徐宗威提出，城市公用事業改革要力避將其等同“產權轉讓”的傾向，并認為，“政府應當是城市公用事業的投資主體，但可以不是經營主體”。
“一般來講，具有公用性的東西產權如果歸個人私有，是會存在一些問題的?！敝袊嗣翊髮W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壽龍對本報記者說。
他打了個比方：“如果把道路轉變為個人所有，假定他要利用財產權的絕對性，不讓你走，你就沒有辦法；反過來講，如果一個人擁有一條道路，必須要開放讓別人走，那么擁有這條道路又有什么意思呢？”
有學者認為，公共事業“賣光式改革”所陷入的最大誤區就在于，這將導致從傳統行政保護下的國企壟斷走向另一種形式的壟斷———市場壟斷。
這種觀點認為，民營企業在“專營承包”等形式下，實際上獲得了該公共服務領域的完全支配權，因此搖身一變，成為享受壟斷紅利的專斷者，復制了以往國企的老毛病(效率低下、動輒漲價、挾壟斷以令民眾)，甚至更變本加厲，出于自利目的阻撓公共服務領域的深化改革。
“放開經營權是關鍵”
然而，反對的聲音同樣存在。一種比較強烈的擔心是，這是否意味著“要把放出去的權力收回來，再坐享壟斷之利”？
有觀點指出，我國公用事業領域所面臨的問題已經十分嚴重。一方面是公用事業單位浪費嚴重，成本居高不下，自身通過挖潛提高收入的動力不足，使政府不堪重負。另一方面，公共事業單位通過各種方式提高工資、獎金和福利待遇，由此導致成本提高，經營難以為繼，不斷通過漲價向公眾轉嫁成本。
“由于公用事業領域基本上處于壟斷狀態，相關企業沒有競爭壓力，他們給公眾提供的公共服務價高質劣，導致公眾越來越難以忍受，改革已經到了非進行不可的地步?！庇袑W者指出。
而在徐宗威看來，在公用事業產權國有的情況下，把經營權通過競爭的形式交給社會經營者，這才是“問題的關鍵”。他解釋說，這里的“社會經營者”，可以是專業公司、經營公司、民營企業，也可以是國企、中外合作企業，甚至是個人。
徐宗威指出，城市公用事業的自然壟斷性，并不是因為政府投資造成的，也不會應為私人投資，城市公用事業的壟斷性就會消失，城市公用事業的這一基本屬性不會因為產權的變化而發生改變。
他認為，城市公用事業的投資主體自然應該是政府，而這并不排斥社會資本的進入和參與。“只是社會資本的投入不擁有產權，而是通過政府與投資者商定的合理回報，逐步收回投資和利潤，來保證其應得的投資利益。”
在他看來，雖然城市公用事業不能改變其自然壟斷的性質，但通過經營層面的改革，政府和社會公眾可以獲得更多的好處。
一方面是擴大了選擇經營者的空間，可以選擇更優秀的經營者；另一方面，是實現了在經營層面上靈活高效的企業運作機制的建立，調動企業員工積極性，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來切實提高公用事業產品數量和服務質量。
與此同時，還可以更好地實現公用事業在時段上、工段上和區域上的經營競爭。
徐宗威認為，推進經營層面的改革，可以把現在30年或50年的轉讓經營期限大大縮短到5年或10年，這樣更有利于形成競爭的局面。而公用事業項目在不同區域和不同工作層面、不同工作階段都可以通過經營權轉讓和競爭，來提高效率和服務質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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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來源： 特許經營專家徐宗威:"放開經營權是關鍵"
